在我们先前书写的章节中，主要是有关于神经症的临床治疗。然而，神经症并非世界的全部，我们有必要关注于另一类主体型，即精神病（对于剩下的倒错、以及理论上可能的更多分类，出于临床的可能性与经验的匮乏，我们不得不暂时忽略）。

作为一种医学实践，首先要设法做出诊断，这就涉及到不同的表征和现象，当然——在这点上，精神分析远远好于现代心理学——我们还需要寻找“病因学”的逻辑。面对精神病，我们也必须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就是要反过来审视我们对神经症的处理方式，并判断它们是否对精神病有效，以至于是否可能对精神病有害。

为了诊断这些，一系列技术需要被提出并使用。

哲学：神经症与精神病

由于本系列主要注重于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从始至终我们很少介绍与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高度哲学化的拉康派的精神分析理论——相关的内容。然而，涉及到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主体型的差异，我们不得不引入一系列的概念和理论，并详细的介绍在——至少是拉康派的——精神分析框架下，精神病到底与神经症有何不同，

神经症：父性隐喻

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起点，或许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然而更理论化地说，是所谓的“父性隐喻”。概括说来就是，主体在某一时刻得知：存在一个具有统治性的他者，将我所欲望的对象从我的身边夺走。如果我们给一个想象性的场景，就是想要继续和母亲共眠的孩子被父亲告知：你不能再继续和母亲睡觉了，因为母亲是父亲的妻子，她要与父亲睡觉（这就是我们通常描述的“恋母情结”）。

在这里，母亲的意义并非作为母亲存在，而是一个最初所渴望的他者：一个对自己具有“生杀予夺”能力的、被我所依赖的、使我在每每经验到痛苦时帮助我变得舒服的他者，她让我进入了语言的世界，并让我体验到规则的存在，即我可以用语言表达具体的需要，可以召唤她的出现。因此，母亲并不总是要以母亲这个社会性的（或者生物性的）存在而存在，她只是一个位置。同样的，父亲也并不需要以父亲角色的存在，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甚至压根不是人，而是所谓的“道德”、“法律”、“社会”，他也毋需在场，而可以由“母亲”的嘴里得知——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可以由主体自己参悟得到。在拉康派的传统术语里，这两个对象被称为“母之法”和“父之名”。

父之名存在的意义非常之多。然而其真正重要之处，在于它给出了一个父性隐喻。索绪尔的语言学告诉我们：符号具有任意性，也就是说，一个能指并不必然指向某个具体存在的所指。正是因此，意义总是被反复地塑造的。正如一句话总是听到末尾才能确定其意义（我们可以想想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在 embedding 空间中不断计算的，也可以想想类似日语这样的语言总是把「ない」放在末尾），在人生的 context 中，一个事件作为一个符号，总是不断地在未来重塑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然而，父性隐喻给出了一个相当确定的意义：总是存在一个那么一个他者，以绝对的律令禁止了我得到我想要的——理论化地说，是以“父之名”取代了“母亲的欲望”，使主体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母之法——因此我所欲望的，总在他处。

需要澄清的是，父性隐喻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能指/所指，也就是说，主体当然可以在未来认为自己的父亲什么也不是（或者就是一个混蛋），当然可以否认任何一个具体的存在具有至高无上的位格和无所不能的能力，然而，主体永远会隐秘地“认为”，有一个“事实”。借用我们对“压抑”的描述，无论一个事物如何被否认，它总是在那个非常基本的意义上得到了肯定。这个父性隐喻，被我们叫做原初压抑。

由于父性隐喻的存在，主体在无尽滑动的能指序列里，得到了一个“结扣点”，将现实以最基本的方式锚定下来。而这就是绝大多数人存在的方式——作为神经症的存在方式。

精神病：结扣点的缺失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结扣点”？或者说，这个概念在什么意义上进入了我们讨论的范畴？

让我们再次回到三界理论，这是拉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先简要地讲述一下这个理论。所谓三界指的是“实在界”、“想象界”、“符号界”，它们刻画了人的精神活动存在的三个层面。

在实在界上，人由一些在实际上非常具体、但逻辑上非常抽象的信息所支配。比如说，一个人的眼接收到光信号、一个人感受到具体的知觉、一个人对胃部的感知和支配。读者或许经验过这样的事实，即自身感到某种不快，实际上可能只是饿了、困了，但自身却没有更具体的察觉，而是纯粹感受到烦躁；类似的，读者也有可能由于心理活动而产生具体的生理反应，比如焦虑导致的胃痉挛等，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对实在界的认识。简要的说，实在界就是真实事件发生的地方。

然而仅凭实在界是不足以我们生存的，因为实在界是“支离破碎”的世界，感官与感官之间只是由条件和非条件反射所连接。而更加整体性的、图像性的认识，就在所谓想象界发生。在这里，人对自己产生一个形象化的、完整的认识，人会意识到自己的诸多肢体是以某种空间和逻辑关系统一在一起的，也会意识到所谓“自我”的存在，这就是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我想读者可以回顾这样一个实验：把人的右手遮住，放置一只假手，让受试者盯视假手，并通过刮、蹭等方式在人的手和假手上做同样的操作，很快人就会在心理上建立和假手的连接，并且当攻击假手时，人会做出相当猛烈的反馈。这就是整体性的自我认识。

符号界则是语言的世界。为什么突然谈到语言？这当然有现代哲学在其中作祟，不过更重要的是，拉康告诉我们：无意识的结构是语言的结构，它遵循的法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简单也更复杂，读者可以再次阅读《释梦》一章以获取具体的例子。基于语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再是离散的或图像性的，而是有了更细致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也许许多读者倾向于认为“性”是非常底层的、生物性的需要，然而真是如此吗？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些被称为私密部位的地方有好奇、有快感，我们何以对特定的词汇感到兴趣、以至于从中获得性快感？这些实际上都由语言参与其中，甚至于，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之中，性与性快感本身是完全先于性交和性器官的，而人对性快感的获取则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在语言的影响下，不断地获得和退化的。

三界当然不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的，至少符号界并没有与前二者联系在一起，否则人类的语言会趋向单一化，而非以如此多样的方式展开。那么核心问题当然是：是什么使三界被放在一起的？这就是结扣点的意义。借由一个结扣点，人进入了语言的世界。人因此可以如鱼得水的理解语言、创建新的隐喻、并反过来借此影响自己的现实生活。

压抑与无意识也从中诞生。因为原初压抑已经发生，一个人就得以把与原初压抑相似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压抑，理论化地说，就是用一个能指替代另一能指，而把被替代的能指放进无意识的领域。必要指出的是，压抑并非忘记，恰恰相反，压抑是一种“隐秘的关注”，是另一个不断回归的世界。正是因此，人的梦才有意义、人才会发生口误，也正是因此，精神分析才得以展开，而我们先前提到的几乎全部技术才得以被运用。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明精神病的理论了。精神病从机制上，就是父性隐喻不存在、三界之间缺乏稳定的结扣点、原初压抑没有发生、人没有无意识存在的主体。在这里，没有压抑机制，而是被称为除权的另一机制发挥作用：它不会在基本意义上肯定一个符号的存在，而是完全抹消它。并且不同于神经症，精神病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能成为母之法的欲望对象，反而认为这是可能的。

症状作为诊断：缺乏父性隐喻的后果

理论当然是抽象的，而且是通过具体的分析实践所发展出来的。幸运的是，这一切工作都不用由我们完成了。现在，让我们从理论出发，来看精神病在实际发展里的具体症状。尽管具体的诊断，需要具体实践和理论分析的帮助，但症状至少可以成为一个切口。

精神病的核心当然是缺乏父性隐喻的植入。而这导向两个逻辑上的后果，一是缺乏结扣点，二是没有压抑机制。这两者共同构成了精神病的症状。

由于缺乏结扣点，因此精神病没有真正把符号界和其余两界联系在一起，也就没有真正进入语言的世界。这当然不是说精神病不能学会语言或是不能说话，而是精神病缺乏对语言进行“游戏”的能力。不能理解话语的多义性，也不能创造新的隐喻。读者不妨参考一个大语言模型的例子：

User: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如果我说“小猫射日”，你就说“我支持喵后羿”我说“小鸭子追日”你就说“我支持嘎夸父”以此类推。现在我说“小狗填海”。

assistent: 我支持汪精卫。

我们看到，大模型当然可以做出这样的推理，甚至读者现在把这段对话发给某个大模型，它也能理解笑点。然而，它不会在玩这个游戏的途中自动理解这一点，不能理解话语的多义性，除非对大模型在这样的工作上进行特别训练。这就是精神病的症状：一个能指在精神病的世界里，是有明确而确定的意义的。能指链不会像神经症那样，自由地进行滑动。

因为符号界未能正常工作，精神病的另一个症状是象征性大他者的缺乏。精神病并不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全知的、善意的大他者。自然表现是，分析者不会将神明这样的存在作为核心意义（尽管他有可能非常信仰上帝），也不会对国家、政府产生符号性的认同（并不代表不会有想象性的认同）。而更进一步的表现是，分析者不会对分析师产生移情。在绝大多数情形下，神经症都有可能认为分析师有着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自己的某种真理，但这并不会发生在精神病身上。

符号界异常还会导向一个问题，即分析者缺乏一个“解释性原则”，也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缺乏基本幻想，也总是没有那些让他如此费解的问题。在神经症那里，分析师很容易观察到：分析者会一次又一次地把话题返回到一个特定情景、问题、事件，然而，精神病很少会停留在某一个位置，而是不断地不断地切换话题，这总是会是分析师无法抓住某个抓手，也很难进行具体的切分技术。

而缺乏父性隐喻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即压抑不存在，则导向一些非常细节且具体的行为差异。精神病主体很少会说出口误，而偶然出现的口误也往往只是纯粹的错误。他们也往往不会在说话前使用一些防御信号，比如“也许你会觉得很可笑”、“这只是我的某种个人意见”，诸如此类。压抑缺失的另一个问题是，精神病往往不认为自己在关于自己的问题上，真的存在某种知识欠缺。而这也进一步导致精神病不会对分析师产生移情。

缺乏父性隐喻所导向的更大的问题，也是精神病主体往往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妄想所带来的问题。客观的说，人人都有幻想，而大多数人也都会产生幻觉，梦与白日梦，那些半梦半醒的时刻，就是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总是有那么一些梦看起来如此真实，以至于让我们为此忧虑不已。然而，因为结扣点和压抑机制在神经症身上正常工作，大多数人不会真的被这些东西影响到自己的人生（当然，这并不包括短期内可能对生活的影响，和作为一个让主体做出改变的契机）。

但精神病则不同，精神病很有可能对幻想有着相当的确定性，并且由于缺乏解释性原则，精神病很有可能把这样的幻想视为一个核心意义。而由于他没有象征性的大他者，他就总是容易将外部理解为一个想象性的大他者：一个残酷的、剥削性的大他者。这导致精神病的核心妄想，并因此而撕碎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是献祭自己。这样的妄想症状，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分裂、受迫害妄想症等等。如果读者对数学史有一点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两位数学家的人生：John Nash 与 Kurt Gödel。

圣状：理论重述

在读者把精神病真的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之前，我们不妨向后退一步。站在精神分析的立场上，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没有什么“正常人”，人人都是有病的，而精神病也并不就比神经症更“奇异”一些。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绝大多数精神病都表现的相当“正常”，他们可以顺利地开展自己的生活、与他人正常的社交，而且往往不会有什么“端倪”。这些事直到精神病发作以前，都可以良好地运行下去。

实际上，尽管精神病缺乏父性隐喻作为结扣点，但精神病可以得到某种替代。比如，拉康曾经把 James Joyce 诊断为精神病，然而他当然没有表现地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病，拉康认为，是写作本身承担了他的一个结扣点，将他的三界缝合在一起。拉康使用“圣状”这一概念来称呼这种结扣点的替代。也许我们也可以判断，John Nash 通过他的数学研究，以及他的妻子在内的许多人的帮助，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扣点。

对于神经症而言，父性隐喻充当一个结扣点，将语言和享乐的丧失关联起来。这样的结扣点可能会导致许多问题，比如促使分析者找到分析师的那些症状。然而，这样的结扣点至少不会松开，并且随着分析的进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可以得到缓解。而对于精神病而言，充当结扣点的圣状是不稳定的，不是所有人都有 John Nash 或者 James Joyce 的运气，在特定的外部压力和个人境遇的变化下，这样的结扣点很有可能发生松动，进而导致各种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精神病的发作，而在精神病发作以前，精神病主体总是可能好好生活。

治疗：能与不能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对于精神病的临床实践要如何进行。这一部分将分为两个部分展开，我们将审视在本系列的先前章节中提到所有技术，说明在精神病的治疗中，哪些技术是错误的、危险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论述精神病治疗的基本方略和具体技术。

首先，针对口误的所有技术，包括具体的标点技术，以及普遍使用的倾听、提问等，都缺乏使用空间，因为口误在精神病的结构中没有意义。移情技术也不成立，因为精神病并没有一个符号性的大他者供分析师占据。切分、解释和释梦当然也缺乏意义，因为从结构上说，精神病没有无意识，自然也谈不到让无意识工作的技术。

事实上，上述所有技术都是有相当强的风险的。标点时所发出的声音，很有可能被精神病解读为具有指责性的反应。正如前文所说，精神病那里可能有一个想象性的大他者，被他解读为是残酷的、剥削性的，那么如果分析师反应不当，就有可能被推向这个位置。移情技术的危险也是类似的。如果分析师占据了这个位置，那么分析就很有可能开展不下去，更有可能把分析者推向危险的地带。

解释、释梦等工作则在实践上更危险。因为这些技术很有可能动摇分析者原先存在意义领域或意义系统，那些暂时稳定的、作为结扣点的圣状很有可能悄然松开。而这就极有可能促成精神病的发作。

既然如此，我们究竟要怎么治疗精神病呢？在拉康的观点下，父性隐喻的存在是“全有或全无”的，也就是说要么已经存在了，要么就（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以后）再也不能被植入了。我在此处的观点相对保守，倾向于认为理论上是可以更换一个结扣点的，然而我同样赞同在实践上，转变精神病为神经症是不可能的。

因此，首要的治疗目标，就是在避免危险的情况下，尽可能促进解释性原则的建立，牢固分析者的圣状，并尝试将其圣状解释为一种和生活兼容的状态。

为了避免危险，分析师应当占据的位置是一个“帮助性的小他者”。直白点说，就是成为分析者的“朋友”。分析师应该适当地避免神秘性，和分析者分享自己的故事。见证，而不是评判，为分析者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立场。在最好的情况下，分析师应该和分析者结成联盟，和分析者一同面对他的妄想，并鼓励他去做那些能促进其生活稳定性的事情。

在这一过程中，分析师应当力图分辨出什么是不稳定的因素，什么是为分析者提供结扣点的部分。无论是错误的理论、还是荒诞的妄想，分析师都不应过快地质疑这些。如果可以，分析师应当为分析者提供一些新的看法，比如尝试传达给分析者：他身边的人对他并非都是恶意。

精神技术的一般化

作为一个分析师，试图促成他的来访者拥有更稳定的生活，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那么，对于一个并非分析师的人，或者并非正在扮演分析师的人呢？假如分析师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精神病，但并非分析者的案主，那么分析师应当如何对待他呢？分析师当然可以按照任意的方式对待他，但在最好的情况下，分析师应该按照分析情景中的方式帮助他，尤其是，当对方是自己的朋友时。

我想指出的是，针对精神病的分析技术不是一种仅仅在分析中才有用的技术，而是一种可以被一般化到生活中的技术。更进一步说，精神分析的全部技术，都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技术。尽管分析场景和日常生活多有不同，大多情况下我们也总是强调分析情景的特殊性——以及强调分析师很难为朋友进行分析——但如果我们回顾拉康所说的：所有精神分析都是分析培训，我想我们就至少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真正的分析师是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存在者的分析师。

这就是这个系列一以贯之的主题，我想任何相对聪明的读者都已经发现这一点。更细致的内容会在《跋与总序》中谈到，但我想至少在此做结，作为一个强调：精神分析是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