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来谈谈“严肃性”了。尽管如此，本文的诸多论据都缺乏考证，因此本文的观点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值一驳。但我必须要说，这恰恰是严肃的，这恰恰是具有严肃性的。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严肃性。

伪严肃性

尽管对严肃性的认识并非从此产生，但从对“伪严肃性”的批判入手会更容易地建立起讨论的对象和框架。

当我在说伪严肃性的时候，我所指的是一个人假装以严肃的姿态来面对他正在施以行动的对象。那么说来有些拗口，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辩论赛，双方进入自己的观点，强行以此为中心展开讨论。为此，他们将“认真地”查阅多种资料，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使用若干“论据”和辩论手段，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并以此为目标攻击对方的观点。我想无人可以说辩论者对辩论不是严肃的，然而我们很难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观点是严肃的。即便抛却其本身的信念不谈，尽管其姿态是严肃的，尽管他围绕着观点展开了一系列堪称严肃的行为，但他绝非真正严肃地面对自身的观点。

正是以类似的逻辑，伪严肃性得以被迁移到其它若干场景、若干领域内。譬如在学术活动中，当然有众多学者以极其严肃的姿态面对自己的课题，他们绝非生产“学术垃圾”之辈，而恰恰是以大量的、认真的工作生产出一系列技术与观点。然而，这些学者与上述的辩论选手共享着类似的逻辑，他们并没有以真正严肃的姿态对待自己所研究的对象、使用的概念、陈述的样态和生产的策略。换言之，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只是一份需要“认真完成”的工作，而没有作为一种知识、一个意识形态、一系列有待他们不断塑造的领域的价值。相同的事情也上演在其它若干领域：写作、游戏设计、程序开发……

如果试图批判这种伪严肃性，它总是容易被辩护的：“这只是我的工作，我在这个岗位上，有多少工资做多少事，你凭什么要求我要如此“认真”和“严肃”地面对我的工作？更何况，我未见得就工作的不好啊。我要是真的有时间，我要是真的有空，难道我不想去认真地做我想做的事吗？可是我需要工作啊，我需要钱啊！”但我必须指出，这绝非只是工作，这绝非只是可妥协的无奈之举，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一种对价值体系的维护，一种对人类的知识体系的剥削。因为它恰恰扮演着一种严肃的姿态。事实上，应该被要求的恰恰是，不能“认真”和“严肃”地面对自己的工作。

“Eight hours labour, eight hours recreation, eight hours rest.”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口号，然而它实实在在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式的劳动异化：只要有节制的进行，我们可以成为纯粹的工作机器。我当然无意认为八小时工作制是不好的（至少在我们不得不以这种形式开展生产工作时，它是有价值的），但正是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一种伪装的严肃性出现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一方面甘愿成为工作机器，失去自身在面对劳动对象上的主体性地位，但另一方面，却凭借这种劳动过程的严肃性，将自己置身于这种对象的严肃性上。这就使得，真正的严肃性无从展开，一种事实上只是工作的对象，却一转成为了伟大的领域。如果我们需要维护我们的严肃性，那么我们应当强调一个人在 recreation 中的行动，而不是在 labour 中的行动——正如汉娜·阿伦特对 labour 和 work 的区分——但如今发生的恰恰想法。这正是我在此批判这种伪严肃性的原因。

论严肃性

让我们回到严肃性本身——究竟什么是严肃的？我所指称的“严肃”，是一种面向劳动的生存状态：我将认为我所研究的、陈述的、消费的对象是重要的，并且这种重要性会涓滴到我的生活中，成为构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举例言之，于福柯来说，性是严肃的，但精神病学则未必；对于牛顿而言，神学是严肃的，但经济学则未必；而对于卡夫卡言之，写作是严肃的，但生存则未必。在这些对象上，在这些事物上，他们的姿态都并非以严肃的形式呈现，但却实实在在地创作了伟大的作品。

这就是我在此定义的真正的严肃。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中，我们所劳作的对象成为根本的意义，成为生命展开的原点。

为什么严肃是重要的——如果不是必要的——首先不是因为其作为任何一种价值，而是因为其为生命的展开提供了基点。伴随着严肃性，我们因此得以正视死亡（生命的对题），因此死亡将不再是一种沉沦，因此生命本身的价值才得以彰显。所以，福柯才会用格言式的告白说出：死于性病，无非是在从事“耶稣受难式的活动”，那是赋予一种怪异得令人作呕的生活“一副不可变换的面孔”。而恰恰是在这种严肃性下，恰恰在这种生命的张力面前：当生命因其具有一个可围绕的内核而闪烁、而被耗费、而无足轻重时，伟大的作品才真正得以出现——如果一定要给严肃性一个价值论证，那么就在此处。

伪严肃性大行其道，不难想到的是，严肃性不得不被推搡到边缘之下。如果我们不得不举出一两个反例，恐怕也只能想起那些枯坐多年的学者了——但他们究竟是严肃地生存着，还是仅仅以严肃的姿态完成一个工作，我们也许永不得而知——而这却反过来继续作为伪严肃的例子，消解着严肃的可能性。事实上，在今天，严肃的可能性史无前例地被削弱了——“八小时工作制”和“认真工作”共同构筑了一种社会生存的正常话语，使任何一个领域都难以成为可被严肃对待的对象，最终真正存在的只有严肃的姿态而已。

其实这最终是一个讽刺的事实：越是企图严肃，就越是远离严肃。

严肃史观

如果我们要设计一条出路，回到历史或许是有帮助的。

以严肃性作为线索来组织史料，可以得到一种相关的历史叙述。在这种历史叙述的内部，也许既非以唯物的方式来阐释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不是以纯粹唯心的方式说明事物何以变化；对于历史事件的陈述及相关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现代史观和革命史观的桎梏。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名称，严肃史观。

为了恰当地叙述这种视角的意义，我们将以严肃性为中心，对“轴心时代”展开讨论。在轴心时代的历史中，一种严肃性很容易被追寻到：苏格拉底如此严肃地对待“美德”，以至自愿受死；孔子如此严肃地对待“德行”，以至坦然面对其“过宋之危”；释迦牟尼如此严肃地对待解脱，以至出家修道。这种严肃性以普遍的方式呈现在整个时代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掘并加以定位。而在严肃史观中，恰恰就是这种严肃性成就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一种新的视角、新的主客体的观念被构成了。也许我们在严肃性对个人的意义上颇有争议，也许这些人不以其严肃性而“成功”，但以严肃的普遍性，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严肃性视为一种时代品格——尤其当我们再将此与稍后到来的中世纪对比：人们假模假样地信奉上帝，以严肃的姿态行动，却在这种信仰中缺乏信仰对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严肃史观的基本视角。

当我们继续思考：是什么铸就了这样一种时代品格，另一个事实就浮出水面，恰恰是社会秩序的崩溃使然（这一推理在逻辑的技术性层面上过分跳脱，但稍后的论述或许能加以弥补）。苏格拉底生存于希腊秩序崩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孔子生存于周朝秩序崩溃的春秋战国期间，而释迦牟尼也生存于婆罗门体制逐渐瓦解、“十六大国”战乱频发，苦行僧大型其道的时期。过去的一种主流观点是战争冲突催化思想碰撞，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学说，然而思想学说不受压抑的时期并不少见，缺少有盛世堪称轴心时代。在严肃史观之下，逻辑是：社会秩序的崩溃使一种“理性的”元话语破碎，从而人得以用更严肃的方式对待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于此同时，因为社会失序，人们不得不陷入“能活一天是一天”的境地，因此得以更决绝地投入到一种严肃性中。

如果我们有勇气再向前一步：是什么使社会秩序崩溃？尽管这可能没有任何可佐证的方案——因为完全是不可证伪的抽象领域，但带着严肃性我们还是可能指出：是长时段的社会秩序对边缘话语的扼杀累计出的社会的内部应力，在缺少严肃性推动的思想和技术发展的停滞状态下，不可挽回地爆发。

带着这种视角，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繁荣、二战前后的技术发展——一个清晰的周期被呈现出来：社会失序，严肃性被建立，那些最终在思想史、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文学史中被定位出的“断裂现象”发生。

论亚文化

这其实在我的思考中是最先注意到的，但正如概念体系构建的一般结果，在逻辑上最后呈现。经过严肃史观的讨论，让我们再回到今天，回到历史正在发生的地方，重新考虑严肃性发生的可能性。

要想催生严肃性的发生，首先要打破一种社会的“理性话语”。这当然很难，在今天尤其难以发生，但恰恰有一系列领域自然地催生着这一状态：亚文化。越是边缘的亚文化，就越是以最爆裂、最深刻、最颠覆性的方式摧毁社会的理性话语——因为亚文化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打破了社会的基本叙事，让我们看看迪克·赫伯迪格在《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所写：

亚文化意味着“噪音”（和声音相对）：它干扰了真实事件与现象到它们在媒体中的再现这一井然有序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应该低估了惊世骇俗的亚文化的表意力量 (signifying power)，亚文化不仅作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潜在的、“存在的”(out there) 无政府状态，而且还可以作为一种真实的寓意紊乱的机制：再现系统中的一种暂时堵塞。

与此同时，亚文化的风格占据了“严肃风格”的位置，在这两种意义的共同作用下，亚文化最终能催生出在亚文化内部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伴随着一系列与亚文化相关的社会活动，将渗入到主流文化的内部（或是被主流文化“收编”），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以至于是标志性的断裂。

恰恰，唯有浸润在一种亚文化之中，严肃性才得以建立，思想才真正涓滴在我们的生命里，话语才真正地在我们的人生内部流淌。事实上，以亚文化的观点再审视历史，我们提到的几乎所有历史事件在事实上都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边缘的“亚文化”。而今天被广为称道的“后现代”，实际上也就是在开篇提到的、被资本主义集体渲染出的“现代社会”中的一系列亚文化的集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亚文化不止成为社会话语的冲击力量，同时也恰恰是社会秩序崩溃时的凝结核。当社会最终因其内部应力而碎裂，亚文化恰恰又反过来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地带，承担起文化再构建的可能性。

因此，亚文化是重要的，而且几乎是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能比与核心生存状态息息相关的事物更重要的呢？

这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前所未有地垄断着社会的基本话语，以不可抗拒的“理性”构建唯一的价值真理。但与此同时，政治却正朝着崩溃走去，不仅仅是大一统叙事的越发紧张，还有当我们看到 Trump 再次登上政治舞台，Nigel Farage 水涨船高——一切正在朝着不可逃离的事件视界逝去。社会秩序的崩溃还有多久？——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必须着手建立亚文化体。

我，亲爱的，严肃性

我曾经写过，我曾探索二重的生活，又转向一种决绝的生活。然而，究竟如何完成这种决绝——始终对我是封闭的、未知的。年初时我终于找到一半的答案：真诚。如今恐怕是另一半，我终于在对亚文化的思考中发掘到。是的，严肃性——在我曾决定“狼狈”、“苦斗”地生存时，我尚未认识到——就是决绝的生活的起点。

现在正是这个时候：21 岁的门槛处——事实上每一年都是门槛，同时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我应当试图对我的人生施以严肃的关怀。我必须构建自己的亚文化话语、我必须探索属于自己的边缘体验、我必须真正决绝的生活——我已忘记我是否曾经写下，但我要做那个起飞的理查·罗素。

亲爱的，我爱你，让我们，严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