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总是在寻求某种解释，仿佛事物总有某种本质。想必大多数人接触精神分析，首先都是因为那些看起来颇具解释性的说法和概念：镜像阶段、俄狄浦斯情结、死亡驱力。而分析者最初找到分析师，多半也是渴求着某些事物的解释：症状、苦楚、梦。

因此我们不得不提供解释，然而与之相关的问题随即产生：我们对哪些事物进行解释？我们如何做出一个好的解释？或者更重要的——我们真的有能力做出解释，就像我们比来访者知道更多真理，甚至比来访者还了解他自己吗？针对分析者的需求，那些他们在分析的或早或晚的阶段获得的、用以推动分析不断进行的好奇和疑问，分析师究竟应当作何处理？

为了解释这些，一系列的技术需要被提出和使用。

意在产生影响

解释，即意味着提供一个表面之下的事物。

然而，意义本身的重要性的确如它看起来那样不言自明吗？我们难道没有看到过一个学习跑步的人已经知道了每一个迈步的技术——比如提腿、调整重心、前倾、发力和着地——却仍然不能正确地迈步，甚至比得知这些之前还要迷茫吗？这不是在强调勤加练习的重要性。事实上，正如精神分析的理论本身告诉我们的那样，重要的并非意识层面的得知，而是无意识层面的转换。因此，不仅意义本身并不是核心，不去强调意义才恰恰是最核心的要求：因为一个看似是有价值的意义，会如此让人欣喜，以至于我们再不真正关心其背后的实在之物。正如拉康已经向我们说过的那样：

当意义被唤起时，它反而终止了对意义的追寻。

比起其意义，解释在分析设置中，真正的价值在于产生一些影响——就像提问、标点、切分等我们先前谈及过的技术那样，去中断分析者的固有想法，迫使被压抑之物呈现在语言之中——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分析本身的意义。这种影响，在理想情况下应当表现为新的材料：他忘记的过往、那些被压抑的幻想和梦。通过这一影响，分析才真正得以被推进，因为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分析者的压抑被松动，固着的无意识得到改变，他因此才离那个对他而言举足轻重的本质，至少在逻辑意义上更进一步。

事实上，真理正是以这种面向被定位的。（分析意义上的）真理，对一个主体来说，总是相当不稳定的，因为它是以对自己的影响来被认识的。我们可能很早得到一个相当确信的理解，然而随后它便没有那么具有吸引力了；或者我们可能如此质疑一个想法，直到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现其如此精准，以至于再也无法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时候那些被强烈地否定的话语，可能比那些强烈认同的话语，更接近最终的真理。真理，最终在分析的语境里，在于能指如何击中那个对分析者本人举足轻重、隐约察觉、带来无尽的苦楚与享受、却迟迟没有被搬上台面的实在。因此，在最初击中时，真理的真理性总是远远超过此前和此后——如果这一能指得以在恰好击中的时机出现，这一真理性有可能带来无与伦比的影响。

或许这样的体验可以说明这一点：也许在初次看到某些性相关的产品（色情文学、成人影片、变态漫画）时，其结构（同性、恋母、伪娘、触手、NTR）会如此击中一个人，以至于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兴奋、激动和刺激，尤其在以一种相当新颖和禁忌性的方式产生感官冲击时——声音、图像、或者是主动说出（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青少年可能孜孜不倦地对谈论情色感兴趣）——那个瞬间的快感也许远远超过性实践本身（至少在手淫上）。真理，正是以相当类似（甚至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方式在主体的精神中运作。而当这个时刻到来以后，这个巨大的快感可能再也不能得到，直到下一次新的结构和形式以特定能指，即秽语的形式出现在他面前。与此同时，这个使他如此兴奋的东西，也极有可能是他相当恐惧、相当抗拒的。也许这个例子也能传达这一点：符号本身远比其意义更加重要。

我们也有必要指出相当特别的一种意义：作为一种元语言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携带精神分析的特定姿态，会被看成最具真理性的真理。然而，首先这不是真正的问题的解答，它们仅仅是人与人所共有的那些特定模式，但却不是这个特定的、拥有特殊症状的人所需要的，次之却更重要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像这样被设定的终极答案。我们最终要接受：在我们所可以追寻的那个知识宝库中——理论、记录、分析家——存在一个真正的缺失，一个不可填补的局限。我们必须最终接受这一点并试图超越之，以完成我们最终的阉割，以得到全新的享受生活的方式。假如我们仍然在元语言的层面上追求真理，我们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先的困境之中，永远试图使用那些已经失效的方式来享受乐趣：比如考试，比如已经失去乐趣的性关系，比如严苛地打理自己的生活。

因此，正如我们已经谈及的那样，解释意在产生影响。具体地说（以下内容只是用以加强读者理解的例子，而不是特定的且必然的事实），“你的梦是对过去被分手的恐惧的再现”、“你的梦象征了你对你母亲的欲望”也许并非一个好的解释，尤其它们对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熟知精神分析理论的分析者们，反而，它们总有可能起到反作用，加强分析者对特定意义，和享乐方式的固着。恰恰是那些看起来更荒诞不经、突兀且非理性、完全偏离事实的解释——就像禅宗里打机锋的方式——也许可能卓有成效：“你只是想被同性侵犯”、“你已经忘记了你小时候幻想过成为一台计算机”。

歧义与冲动

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做出好的解释，我们如何可以击中分析者需要的那个真理？

既然意义是不重要的，因此我们传达什么就不是解释的核心手段，我们说出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简单地说，我们恐怕不能自信地认为我们可以直击来访者的内心，我们最好提供一个词汇，给分析者本人一个投射的空间，让他自行从这个词汇中挖掘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是以一种神谕的方式存在的：我们从那些语句中以相当不同的思路——这意味着不同的经验、概念和关心的对象——给出不同的阐释，并投射截然不同的意义。通过构造这些具有歧义性的、模棱两可的词汇，分析者可能自行从中获得启示，探索出从未探索过的道路。

正如我们在提问的技术中展现的那样，简洁、且具有开放性的话语通常是最优策略。我们可以重复来访者说的话，切换断句方式，让他自行从这声音中听出其它含义：谐音、脱离语境、意想不到的联想。然而要注意的是，与提问不同，解释并非应当以提问的方式说出。尽管这一点相当难以做到，因为我们总是会害怕自己的话听起来颇有些愚蠢，因为我们总不希望自己的观点被拒绝，然而这一“折中方案”，很可能破坏解释本该有的影响力。本该以惊奇和强烈地拒斥表现的反应，可能仅仅只是以困惑和简单否定略过。如果我们希望这些分析师自己笃信的想法可以被来访者认真对待，我们就必须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肯定信念。

也许和先前的类比（性和机锋）颇为相融的是，我们的解释也最好是有趣和具有冲击力的。

首先是因为这样的话语当然更能引起分析者的注意，如果他们会被此吸引、做出评论、甚至是延用和展开这一说法，那么影响就实实在在地产生了。拉康的确告诉我们：“我们使精神分析越接近于有趣，就越是在实践真正的精神分析。”

此外，具有冲击力的话语，可能更能触动分析者的神经，某些被压抑的实在之物因此更容易被松动。这些东西，常常可能是来访者本人相当恐惧承认和说出的，一方面在于他希望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另一方面在于他害怕触动他者的排斥和惩罚。分析师，有其责任去帮助分析者打破这种恐惧，去接受这些词汇。如果她不惜以道德为牺牲品，允许他去进行那些对他人的攻击，接纳他讲述的那些性幻想，那么这种表达的可能性同时将带来前进的可能性。反过来说，如果分析师拒绝了来访者冲动的语言表达，反而有可能加重分析者的固着，强化他的痛苦和原有的生存逻辑——可能在不久以后，分析随即失败。

解释作为接纳

很大程度上，解释是一个可以普遍化的技术。

如果考虑到解释所需要的有趣和冲动性，难道这不是在大多数感情和与之相关的关系里所需要的吗？我的一个经验是，许多和我相当熟悉的人，在那些被称为友谊的间歇性时刻和我长期依赖的亲密关系里，他们都会告诉我，他们从未像告诉我一样，与别人诉说过如此之多、如此之深的东西。也许一个缘由是，我足够“变态”。但同时也可以说，我比别人都更热衷于接纳他人的私人幻想、负面情绪和冲动表达。并且，我总会——至少我希望我总会——给他们提供那些或简洁的或具有歧义性的，但总是新鲜的、具有冲击力的评价和解释。

反过来说，也许我在诸多次亲密关系中——尤其是这一次——最终失败的原因，是我在一个漫长的依赖以后，对那些某些程度上具有攻击性的词汇和冲动的语言表达施以相当负面的反馈：我误把那些移情的普遍形式，看成是针对我——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存在的投射和攻击。这些抗拒、阻止、沉默，最终成功地搞砸了这段关系，正如分析之失败，来访者再也不会来访那样。

因此，延续我在《爱，身为反思》中写的那样，通过延续和加强幻想，也许我最终可以培养一种更稳定的、作为接纳形式的解释。也许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是我应当努力的方向——把幻想推向极致。

总之，在各种意义上，解释是一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