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起点就是移情，不是吗？正是 Bertha Pappenheim 在接受 Joseph Breuer 的治疗时陷入爱河，并提出了所谓的谈话疗法，精神分析才就此起源。但是 Bertha 的爱如此离奇，以至于她陷入自己怀上 Breuer 的孩子的幻想里，而这一点在弗洛伊德此后的治疗生涯里以其他的形式屡屡上演，最终促使这个概念的诞生：移情。

我们当然不得不承认，移情是如此棘手，以至于在各个意义上阻碍了分析工作的展开。但是它又无可避免，除非我们甘愿抛弃整个精神分析的领域，这个展露出人类最离奇的情感行动的领域——就像 Breuer 在初次见识到精神分析的力量时想要做的一样——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移情，以及以分析师为主体的，对来访者的反移情。

为了处理这些，一系列的技术需要被提出和使用。

移情与反移情

移情被定义为：分析过程中，被唤起的冲动和幻想的新版本或复制品，用分析师这个人来替代一些早期的人。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就是分析者经由分析师身上的某些特征（比如说话方式、面容特点、衣着特点），“看到了”过去人生中的某个人。并且，这种“看到”不仅仅会移入某种特定的感受，而是整个完整的无意识领域：譬如，当他看到了某个他曾依赖的角色（比如母亲），他不是重新依赖她，也不是不可救药地爱上她，而是把过去那一系列的需要、渴望、恐惧、嫉妒……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结构完整地移植到对分析师的认识上去。

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的程度上），恋爱也是由移情推动的。如果我们细心留意，在那些初见眼前之人的时刻（也有可能绵延在与之相处的整个过程里），我们可能不断地发现她身上那些我们喜欢的要素，这很有可能让我们在那个瞬间联想起过去的某人。而这种联想，也不只在情感偏好上触动了我们，同时也让我们以相当特别地方式对待她：接近或者回避，又或者以更迂回的方式展现。

当然，移情不只是以喜爱的方式，同时也有可能是厌恶。但重要的是，无论何种情感，在分析中都可能不是好的迹象。原因在于，这一整个无意识结构的移入可能导致分析设置本应发挥的作用失效，形成特殊的阻抗。

理论化地说，移情发生在来访者过去的某些经历象征化失败的时刻，即，他不能把那些特别的经历、实在和创伤代入语言的领域，没能（在分析师的帮助下）更深入地描述那个“病原内核”的时刻。考虑到拉康所指出的，爱与匮乏息息相关，移情在恋爱中也是由那个“创伤”引入的，然而，出于相当不同的目的，分析情景下的移情无疑不能被理解为浪漫要素，反而仅仅是一种逃避，让那个无法“正中要害”的失败扩大到整个分析的时空之中。

然而，很难说这是有分析者导致的。可以说，这种表现为移情的“注意力分散”是一种人之常情。构成阻抗的，让分析真正陷入泥沼的，常常是分析师的“反移情”：分析师对分析者的移情——由于他们并不处在对等的关系上，因此必须区分两者间的差异——正是反移情，让分析师没能以更好地方式处理来访者的需要，没能在移情的逻辑下继续推动分析的发展。

因此，拉康告诉我们：

除了分析师自己的阻抗之外，没有其他的阻抗了。

患者的阻抗总是你自己的阻抗。

阻抗在分析师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出发点。

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鸵鸟策略”。

如何处理移情

要恰当的处理移情，总体上就是要达成“不会滑入想象的领域”，也就是说，不要以本能的方式、情感性地对待来访者。并且，正如我们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那样，分析是基于语言展开的行动，分析处在符号的层面，而非想象的层面上。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回到符号中去，去以更直接的方式看待语言——而不是做表面化的理解。

首先是，不要依照表面情况来判断分析者的想法。在那些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很多都是由移情引入的结构，因此不是针对她个人的，与她这个具有独特情感和经历的，以个性化和当下性的处世方式待人的个体并没有什么关系。并且，她要表现出，自己并不是分析者所批评的真正对象，并不落入分析者的“圈套”内。

解释，因此也是不适用于移情的。去告诉分析者：“你现在受到移情的影响”或者“你必须设法自己摆脱移情”，甚至是同他争辩：“我不是你正在描述的那种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移情的模式下，解释不能帮助摆脱移情，甚至会不断生产移情，因为在分析者看来：“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解释》一节中强调一个更简短且多义的解释是更好的，因为一个更广阔的投射空间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移情的恶化。）

分析师事实上应当接纳来自分析者的投射。这不是说要成为那个被投射的角色（以此满足分析者的某种要求），而是说，否认这些内容和承认这些内容没有什么区别。分析师应当处在一个相当不同的层面上，忽略所有这些情感性的陷阱，时刻记住自己正在处理移情。

如果这样，那么移情就有可能是可以被分析家利用的。通过浅度的移情（比如来访者对分析师的崇拜、敬佩、信服），可以促使分析者以更多的激情投入到分析工作中来，甚至于在理想情况下， 这可以帮组让分析者的生活整个都围绕分析工作展开。事实上，一定程度的移情总是必要的，如果移情完全被挫败了，如果分析者真的把分析师从自己的“情感体系”里移除了，那么分析也就失去了开展下去的可能性。只要我们能在更近一步的、让注意力分散的转移到来之前，找到一种“言归正传”的方式，也就是把促使移情发生的结构重新作为一种素材来处理，用语言的方式带回到分析中来，那么分析就可以相当顺利地、甚至是更顺利地进行下去。

这也是我们因此可以提及“行动搬演”的地方。所谓的行动搬演，就是那些由于来访者无法在咨询室内表达的内容，在咨询室外通过实际的行为来展现。分析家应当适时地注意到这些，并鼓励分析者用语言表达出来。

考虑到要把分析维持在符号界之中，我们因此可以考虑到对分析经历的表达，也就是案例概念化。很多时候，分析师有可能陷入一种固定、但也是完全错误的案例解读中。这就是督导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由于督导师并不处在分析者和分析师的“相互的”情感关系里，他就可能对分析做出不同的解读，以“旁观者清”的方式指出分析师完全忽略的可能性。作为分析师，也完全可能在对督导师的表述中，意识到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以至于截然相反的解读逻辑。

当然，也许也有那些我们最不希望见到情况发生。或许是由于分析师本人的疏忽，或者干脆是移情太过强烈，分析陷入完全动弹不得的境地内，也许分析者见到分析师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更无法表达自己的联想和意见。那么此时，也许放弃是唯一的选择：她应该把分析者转介给另一个分析师，而且最好性别不同。

最后，有必要提到的是：并非一切都是移情。这难道很奇怪吗？如果没有那些“原创要素”，最早的移情又从何发生呢？事实上也许可以提出的是，我们在每一次移情中都会获得一些新的要素。因此，如果分析者做出某种对分析师的负面判断，除了移情以外，我们也要主要到，有可能是分析师事实上就是“做错了”。比如说，如果分析师持续地迟到、随意的推迟分析，甚至是在分析中睡着、完全忘记分析者反复说过的重要内容，那么这就不应该被归罪于分析者的移情，而这就是分析师的错误，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诚实地向来访者道歉，并用事实行动加以改正。

作为移情的爱

我们已经提到了：恋爱的逻辑很大程度上就是移情。那么，有关移情的技术，抛开精神分析所关心的一系列伦理学观点（给出你的匮乏、成为欲望的主体等等），也可以被移入恋爱的领域。

譬如说，在面对爱人的一系列我们所并不期待的情感发生时，我们应当记住的是，我并不是她所认为的那个家伙。事实上，她把她过去的一系列经历“缝合”在了我的身上。与此同时，解释也就没有效果了，更好的策略或许是，跳出这个糟糕的情感循环，把这背后的结构代入语言的范畴：和她谈谈，和她一起面对她过去经历的那些，无论多么痛苦或糟糕，都以坦诚的方式接纳它们。

这同时也是提醒自己的一种方式（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许多我们的行为都只是过去经历的移植和再现，是某种程度上的“行动搬演”。如果想让一切更好的发展下去，那么就要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搞清自己真正想要的可能是什么——比如，我们其实希望对方挫败我们的要求，不要如此轻易地满足我们。这同时也是一种阐释——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为何我的痛苦和错误总是一再地在爱里上演。

这不是说要解构爱，不是去指出爱“只不过是移情而已”。实际上，考虑到移情所关联的“本质性”的创伤和匮乏是如此隐秘，以至于我们并不知道促成这一切的到底是什么，有关于移情的认识和技术并不会削弱爱的神秘和浪漫。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更系统地看待它，我们就有可能表现得更好，并真正享受它。